老村，原名蔡通海，陕西澄城人。出身木匠世家。中学毕业因不愿遵从你亲意志做木匠而去当了农民。这期间开手扶拖拉机、看磨坊、点西瓜、卖红薯，还当过水利绘图员、工地战报编辑、生产队会计等。后从军青海，军旅十余载，从战士到打字员，又从部队考入地方大学，毕业后回部队，瞎参谋烂干事混到连职，再后来因个性无
进京之后，历经两年的艰难求职后终归无望。是啊，谁会要我这么一个又丑又怪的文人呢？我既不是作协会员，也不是专业作家，看来只有坐下来靠卖文来维持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一家三口的每一笔用度每一口饭菜，竟都来自于我的写作。这让我感觉，自己站在悬崖的边缘上，危机四伏，仰望到生，也看到了死。但无论如何，我想，作为卖文为生的试验者，不指望施舍，不依靠国家，除了我向往的自由人格之外，似乎也有可能给文人挣一份面子。既走出来了，就不心再回去。客观地说，我的这种“成功”下海，竟得益于书商们的养活。在中国万千纯粹的作家中，应该说，我是较为特殊的一位。不久前，一位军伍出身的老作家不无鄙夷地批评我说，“你这是跪在书商面前，还要强撑着做人。”
嗨，他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面对这种人，我的回答当然应该是：即便我向书商的金钱投降，也比你投降邪恶好。金钱是中性的，它可以养活我的身体，使灵魂得以自由，但是你为了职位和生存，拿文学当撒谎的工具，投降邪恶，向邪恶妥协和献媚，却是真正的作孽了。
不过，我的善良，最终还是没让我说出这样的话来，原因是我还知道，在体制内，确实也有许多和这位老糊涂虫截然不同的值得让人尊敬的作家。时代的缘故，使他们成为如今这般，但他们在精神上仍然是相对独立的，人格也是非常健康的。我的乡党，批评家阎纲老师就是这样一位刚骨棱峥的老人。
或许该这样说――
养活他们的是人民，而不是体制。
因此我认为，对作协这样的组织应抱一种客观的看法。前段日子，作家圈里有人闹着要退出作协，有人甚至喊着要解散作协，我认为大可不必。作协需要的是通过民主的方式进行改造和清理，而不是退出或解散。中国作协的书记、乡党周明老师，曾三番五次劝我入会。我不是不想入会，但我有自己的想法。我斟酌再三，将这想法写在入会申请里，寄给了他――
入会申请书
鄙人老村，长篇小说《骚土》之作者。原名蔡通海。陕西澄城人。自一九九二年携妻与子（调动）入京，因寻觅对口工作不易，无奈弃职以写作谋生。几年的时间，共出版长篇小说六部，散文一册。如今我是以每年一本书（即两万元稿费）来支撑我一家三口在京城的生活。以文字谋生，是我发自生命的志愿。这其中不仅包含着我对自由之希冀、对谋生能力和天赋才情的交代，同时也是我要实现更客观地记录和控诉人类丑恶和不公平现象的大渴望。
我知道，文学是孤独者的事业，所以我对聚伙结社之事一直没有太大的欲望。今天之所以写这份入会申请书，首先是源自于我对这一必要的社会职称的需求。或许是我对作家这个职称过于尊重，认为作家按理应该是出自作家机构的认证。现在社会上许多人，写点东西便厚颜自称作家，这是不恰当的。所以以往我从不在任何场合称自己是作家，而一直坚持认为自己是个文人，一个卖文为生的人。当然这不是贬低文人的意思，只是为说清楚事实上的名分。然而这在许多交际场合中，当被动地被别人称为作家时，自己的解释显见又是那样的麻烦和罗嗦。因而在这种情况下，申请加入中国作协，随流附会，成为我实际的选择。
我不认为加入中国作协成为其会员是一种荣誉，或可以以此换取某种实际利益的途径。这些对我没有用处。我认为以这种想法申请入会对一个文人来说是耻辱的，是沽名钓誉的行为。如果为赢得尊重和利益，我更愿以具体的劳动来谋取。我以为作协作为社会团体，和所有社会组织一样，对它的成员更重要的是社会称谓的存在。它双向的承诺是，组织该是纯正的组织，作家应是合格的作家。在此，我必须表达的是，对作家周明先生的感激，是他多年来一直关心着我的写作，并在这个时候力促我写出这份申请。我记得我曾经向他说过对中国作协的看法，但他仍以极大的宽容和理解来奉劝我。他宽大的心胸和诚恳的友谊使我感动。这感动，又让我对往日的狭隘心感到惭愧。而且显见和确切的事实又是，许多我所敬佩的老作家又大都活动于中国作协之中，我没有不申请加入中国作协的理由。因此，此刻的申请是出自于我的真心。
中国作家应该成为一种力量，推动社会的力量。
特此申请。
二００二年八月九日
周明老师接到这份申请，大吃一惊，连忙打来电话，问我寄到作协没有，我说没。他说，没寄千万不要寄了。你这样写，让那些老作家们看见怎么得了啊！你写这么多的罗嗦话做什么？你哪怕写一句，我志愿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也说得过去啊！
电话这边，我对一向乐善好施的周明老师笑了起来。
我的意思，尽管我愿加入作协，只是担心在这个时候，即这个团体里的某些人还没有学会充分尊重他人表达意见的自由的时候，或者说它的基本构成还是一个文化样式的“官僚体制”的时候，贸然参加，是不是太早了点儿？尽管这个圈子有诸如出国访问、结团出游等无数的好处，尽管偶与圈子里的一些人相遇我会有种说不上来的自卑，因为与人家比较，不论从哪一方面，我都是那样的贫酸和单薄。但是，权衡利弊，眼下还是在圈子外的好，为着一份独属于我的精神上相对的独立和自由。也正是有这一份精神上相对的独立和自由，叫化子才有可能挺直了腰板与百万富翁站在一起。这样想来，我原谅了他们某些人对我的无视，以及那种来自其所在体制的傲慢自大，因为我拥有自由，天底下没有什么比自由更值得珍视的了。这无以辩驳，不要说人，看看那些笼中的鸟兽，尽管大自然危机四伏，随时随地有生命的危险，但却没有哪一个生命愿意生活在没有自由的笼中，遑论天地之精灵――人类。所以，正因为这个缘故，即便是庄严的文学，也甭想高高在上的什么人将它作为任务指派给我。
没人能规定我，只能这样写而不能那样写。
能指引我的，只有我自己，自由的心灵。
想来假如我不是这样做文学，而是靠自己的那点小聪明，混一个部队宣传处处长，或者电视台的部门主任，或者别的什么一官半职，都不是太难的事情，我也会有自己的存款、自己的车子、自己的司机以及宽敞的住房，我写的作品，哪怕是个狗屁，也会获得这样或那样的奖项。我的胡子会刮得光光的，我也会衣着体面，像个上流人一样，自在且滋润地穿梭于官场和中产阶层之间。但是，我最终选择了神圣的文学，选择了一条通往心灵、通往苦难的道路。这也注定了上面提到的诸般好处与我无关，尽管这让我在人前显得灰头土脸，将自己弄得闲云野鹤一般，甚至经常手头拮据以至于大伤脸面，但我的内心仍是自由畅快的，并且因为有了这份自由的营养，我竟没有过后悔的感觉。
我觉得，自己已放弃世俗的累赘，苦难里感受到轻松。我已经过惯了窘迫的日子，并因此深感惬意。如今，也就是进京十年之后，我和妻儿一家三口居住在京城一套四十平米的两居室里，房子紧挨着三环大马路，昼夜不绝的汽车轰鸣声折磨着我脆弱的神经，而且，长大成人的儿子已开始无意识地和我争夺这窄小的空间了。但是，由此父子都学会了尊重、控制和忍让。我的大书架是十五年前一个游街串乡的野木匠打造的，材料是用部队淘汰下来的床板。上面的油漆是我结婚许多年以后才刷上去的，现在看上去还是那么坚固实用。恐怕它要伴陪我一生了。我的书桌是用所谓的压缩板做的，虽然廉价，但是很大，成百册书堆在上面，还能放置一台电脑。我的电脑几年前还算一件奢侈的家设。但如今它已是老掉牙的东西了。每天清晨打开电脑，等我上完厕所，泡上茶点上一支香烟，电脑的启动程序才运行完毕，写作才能正常进行。我的书籍大都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购置的。发黄的书籍与粗制的书架成了书房一道别致的风景，到家里做客的文人朋友，谁见谁夸赞。我的床和沙发无一不是捡拾来的旧货，但由于原主人是大使馆里的老外，结实而笨重，所以质地也特别的好，再用十年恐怕都不会出什么问题。如今，我每年都要优哉悠哉地（当然也是十分辛苦和投入地、一个字一滴汗地）写作一部长篇。每部长篇都能在很短的时间里销售完一两万册，在上缴完国家两三千元个人所得税后，自己也能挣万把元稿费。这些钱对于那些歌星大腕或许只是一次聚会的饭钱，但对我却是一年的生存所必需，即排除了上街讨饭和交不起电话费的风险。正是这个缘故，我才觉得和街头的贫民、流浪艺术家，以及与我一样坚持写作的穷文人在一起，感觉是那么的对头。所以，我对这种处境感到十分的满意。一种完善的幸福感，不仅在我，也在妻子和孩子的脸上洋溢着。这是多么美妙的境界啊。
当然，这种幸福感首先来自我在家庭里的模范表帅作用和对妻子对儿子无声的影响，以及我不断的“谆谆教导”。对于家庭来说，幸福应该是亲情、幽默和朴素的生活。至于我自己，由可以穿着打补丁的裤子大大方方地穿梭于应变城的穷人和富人们之间。我抽着劣质的烟卷面对权贵和富翁，绝无一丝一毫的愧色，因为在我看来，我是个文人。真正纯粹的文人绝对是高贵的人种。他们注重的是人的精神处境。他的生存，他与物的关系，最好不要逾越自己所处时代的基本处境，否则，他的一切文学活动都将是对牛弹琴。鲁迅作品中的孔乙己有句不朽的名言，叫做“君子固穷”。这名言的首创，是文人的老祖宗孔夫子。每想到这句话，我幽默地自笑之后，下来便是感叹有加，这真是精辟啊。孔圣人说的“君子”，其实就是有德行的文人。当然这并不是说那些在京城买了汽车、置了别墅的文人就没有德行，但这迟早会反映些问题，并最终影响到一个文人的取向。
贫困是上天给少数品行优秀的文人的一种恩赐，是他们中的极个别人才能享受并感受到的一种福分。只是文人没人会傻到刻意追求穷困，事实恰恰相反，文人没有一人不梦想富贵的。巴尔扎克梦想娶一个有钱的寡妇，蒲松龄念叨着做个有十亩八亩好田的小地主，然后既耕且读。蹊跷的是现实从来都不会让他们满足。我这里这样说，并不是借穷困夸赞我自己如何，但从道理上对我目前的处境无疑是巨大的安慰。
我有一辆自己用几辆别人不要的破车组装起来的自行车。它的模样和我本人一样，有着古怪滑稽的样子。看轮子像山地，看车座又像是赛车，而且前后两个轮胎几乎每天都需要打气。我就是骑着这样的车子，在繁华的长安街上风驰电掣，愉快的心情一点儿也不亚于高级轿车里的阔人，更何况两耳走风，不耽误我观看道路两旁的草木繁盛和花团锦簇。
如今，我四十望五了，年纪的原因，微显发福。这种样子立刻遭到一帮文人朋友的嘲讽。他们打趣地问我，你是不是腐败了？我道，哪里的话，村人一如既往，仍是食用着再简单不过的食品，早晨馒头咸菜，中午一小撮挂面、几根青菜，外加些盐和辣椒。并非穷困以至于此，更多是因为懒惰或方便使然。自然也有去饭馆开荤的时候。不过请朋友吃饭，只要不超过四个人，花销绝不会过百元。无论在座的朋友是谁，我绝不会因其贫寒而降规格，也不会因其尊贵而当场摆谱。这是我个人的原则。我也接受过宴请。那种千元以上的大宴，那风光，这些年也几番领略。对我这样一个百无一用的穷酸文人来说，吃饭其实就是吃饭，只是一个人的肚皮实在有限。何况我这种出身贫寒的人，实在也吃不出什么好来。这时，我的缺点便显露出来。因为既不会显示相应的口腹满足，又不能表达出适度的奉承欢喜，其结果自然可想而知，这样的荣幸对我常常是有一没二。这正合我的本意。
好的文人既不同于政治家，也不同于社会活动家，他不是一段历史、一个阶层、一个群体、一个政治理念、一些物质条件所能局限得了的。面对人世，他不会简单地表达自己的好恶，也不会去随意地依附。他除了不被坏人收买之外，更警惕被好人所收买。自然，这也就成了他穷困最直接的原因。不过从客观上说，这又使他获得了一种游离于历史和现实之外的思想和立场，他的眼睛，因此也会时刻紧盯着现实的黑暗和腐朽、欺凌和压制、反动和兽行……诸如此类反人类的事情，都逃不过他的洞察。这可以说不尽人情、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所以，真的文人，他们的骨头其实是最硬的，他们之对丑恶的痛击，往往也达到最为致命的结果。俗话说盖棺定论，文人干的就是这种事情。要刻画就刻画到灵魂深处，骂他到棺材里头。因之，也有人骂文人缺德。文人其实就是这种“缺德”的君子。历史上的中国文人尤其有着这样的传统，诸如司马迁含愤著述的决绝。
所以，我的看法是，一个属于历史的文人，应该潜伏于社会的底部，用精神的深层去呼吸，而要获取这种呼吸的经验大道，惟贫困绝无二途。
不过，这里我要坦白地说，我何尝不梦想着有钱。家乡年迈的父母需要我的资助，这样在他们上街赶集时就能够吃得起羊肉泡馍；妻子也需有一件像样的首饰，这是时至今日我仍未能办到的事情：上中学的儿子需要一双真正的耐克鞋，以使他在同伴们的面前不至于太抬不起头来。但是，我总是在梦想发财的同时，不能放弃对黑暗的抨击，这便隐藏了我的不幸。唉，穷就穷吧，我仍将努力做一个好文人，一个安贫乐道的君子。
（摘自《吾命如此》，中国工人出版社2005年5月版，定价：2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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